“这真是现实版的‘多收了三五斗’。”中商流通生产力促进中心市场预测部李圣军博士在接受《商业价值》采访时明确表示，“‘卖贱’和‘买贵’竟然同时出现，这在历年蔬菜流通史上还是非常少见的。”
    确实如此。与历年出现蔬菜流通难题相比，一般“卖贱”与“买贵”只会单独出现，而2011年两者则同时出现，比较罕见。与往年相比来得更为猛烈，2011年蔬菜产量也得到了极大的释放。一方面源于2010年11月，国务院下发《关于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要求各地政府要扩大加速生蔬菜生产规模，增加越冬蔬菜供应。
    一时间，各地纷纷上马蔬菜种植。山东东营今年将新建10大市级放心蔬菜基地；长沙市明确每年安排2000万元扶持蔬菜产业和叶类菜基地建设，用3年时间使专业化蔬菜生产基地面积增加6.5万亩；哈尔滨市则拿出1亿资金扶持蔬菜生产。北京力度更大，今年将投入8亿元，以使今年的菜田增加5万亩。
    蔬菜生长周期短，在政策刺激下，供应量迅速增加，造成价格的暴跌。李圣军表示，“蔬菜流通产业链不稳定，也加剧了蔬菜价格的波动。”
    另一方面，由于蔬菜流通环节多，流通成本的不断上涨，造成即使收购价特别低的蔬菜到了零售终端，价格进而居高不退，造成市民“买贵”的现象。
    事实上，蔬菜的“买难卖难”和“卖贱买贵”等现象已经是多年未解的顽疾。要改变目前的现状，只能重构农产品流通的产业链，构筑新的农产品交易模式。这才是破解农产品流通的根本出路。
    两头哭了，中间笑了？
    一般来说，在中国，蔬菜由田间地头到市民的餐桌，大概需要以下几步：先由大量的、分散的种植户手中，通过农村经纪人，运送到一级批发商或者代理商手中，然后一级批发商或者代理商再转手到二级批发商手中，由二级批发商转手到零售商手中，最后由零售商直接销售给消费者。
    数据显示，通过这种渠道销售的蔬菜占到了消费总量的70%以上，其他部分由超市等渠道供应。这种渠道的形成是市场竞争的结果，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环节太多。这还没算上有的甚至还有三级批发商、代销、配送等环节，因而也就有了层层加码的理由。蔬菜价格不断地抬高，最终的涨价可能要超过10倍。
    可能你会说中间商的利润可真大，事实并非如此。
    目前，中国生鲜蔬菜的冷链运输并不发达，通常以常温物流和自然物流为主，流通过程损耗很大。据测算，蔬菜等生鲜农产品在采摘、运输、包装、储存等过程中损失率在25%-30%左右，而发达国家的损失率则控制在5%以下，美国仅为1%。这些自然要计算到物流成本中。
    蔬菜在运送到批发市场后，需要缴纳进场费、摊位费、人员费用（工资、吃住等）等一系列费用，如果经过二级批发商，同样需要支出这些费用。
    在零售环节，依然需要付出的成本包括摊位费、工商管理费等近十几种费用，尤其是部分城市实施的“货车限行”政策，大幅度提高了蔬菜流通“最后一公里”的运输配送成本，而所有环节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人员的合理利润都要计入到蔬菜价格中，自然高价格的蔬菜卖给消费者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纵观整个蔬菜流通链条，可以看出除了一些市场向中间商收取的费用存在一定的压缩空间，比如进场费、摊位费等，其他的费用压缩的空间并不大。如果进一步考虑到运输中汽油的消耗，自2005年3月份以来，汽油价格上调了17次，6年的时间油价涨了一倍，这对于蔬菜流通来说，无疑又是一笔巨大的成本。
    因此，看起来中间商的利润很大，实则也不尽然。
    而对于上游的种植农户来说，由于蔬菜保鲜期等原因，必须要将蔬菜在一定时间内尽快卖掉，造成蔬菜集中上市，形成了“卖贱”的现象。在海南，一车20吨的蔬菜竟然只卖到50元钱，而在济南，菜农因菜价无法收回成本而自杀；而对于下游的消费者而言，经过了多种渠道的蔬菜已经变成了高价蔬菜，自然也就形成了“买贵”的现象。
    由此可见，目前的流通模式并没有“两头哭，中间笑”的局面，而是整个流通产业链都在“哭”。
   
    变革产业链

    从世界来看，农产品流通有3种模式，即东亚模式、西欧模式、北美模式，流通的主体分别是批发市场、合作社和超市。
    虽然中国主体的流通模式属于东亚模式，但也同时存在其他的流通模式，主要包括：龙头企业+批发商+终端零售、合作社+批发商+终端零售、农户+超市三种模式。数据显示，中国城市消费的蔬菜90%是通过农产品批发市场流通的。预计到2015年，中国大中城市超市流通的农产品数量将由现在的10%-15%增长到30%-50%。
    很明显，由于中国存在大量的散户种植，多种流通模式并存的局面是有利于整个农产品流通的，而流通模式的改变，主要是由产业链变革而引起的。
    在上游，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立和土地流转的推广，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到合作社，逐步壮大种植户的力量和谈判能力。但也应该看到，合作社力量仍然比较薄弱。数据显示，美国拥有各类合作组织约为4000个，超过90%的农民加入了合作组织；日本拥有各类合作组织约为900个，约为99%的农民加入了合作组织；而中国则拥有各类合作组织1.7万个，却仅有10%左右的农民加入了合作组织。这充分表明中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处于极低的水平，也直接造成通过合作社销售的农产品数量低下。美国有近7成的农产品通过合作组织销售，日本则有97%的农产品通过合作组织销售，而中国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随着中国合作社力量的不断加强和壮大，通过合作社销售农产品将会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在中游，则是大量的中间商和批发市场。大的经销商和批发市场可以向上游延伸，打造一个完整的农产品流通产业链。目前，新希望集团和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有限公司合作，3年内将在北京建设1千家便利店；同时，新发地批发市场还进军上游，以维持整个产业链的稳定。
    在下游，主要是超市渠道进入到上游。超市具有强大的物流体系，而唯一缺乏的就是上游稳定的农产品供应，比如沃尔玛已经在大连等地建设了自己的供应基地。而另外一种模式则是超市与上游的合作社进行对接，这就是“农超对接”，也是未来农产品流通发展的主要趋势。
    至此，可以清晰地看到，无论是上游的农户、或是中游的经销商和批发市场、还是下游的超市，都已经开始了自身前后产业链的延伸和对接，以期能够彻底打通产业链，以此来稳定整个农产品的流通。
    实际上，在这些变革的背后，还存在一个巨大的商机，这就是信息化平台的建设。无论流通产业链如何变化，都需要及时、准确地掌握及蔬菜供需情况和价格变化情况，而中国则非常缺乏这方面及时准确的信息。而这方面的建设，也将会为物流企业和IT企业等产业相关者带来巨大的价值和商业利益。